△焦土抗战。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多次组织大规模会战，均以失败告终，中国军队不能阻止日军进攻，大批城市沦陷。基于对已经沦陷的重要城市未加破坏，资为敌用，实为失策的认识和对保卫广大城市没有信心，国民政府转而实施焦土抗战政策。李宗仁还将此策略汇编成册。然而，国民党内部意见不统一，汪精卫等人对此策略持反对意见。
1938年10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军统局局长戴笠联名电呈蒋介石，汇报江西九江失陷前未贯彻焦土政策，被日军获大量物质：“九江自沦陷后，暴敌除奸淫烧杀外，并将有历史性及珍贵之物品悉数搬运回国。近将各商店居户搜出之日用品及我军遗弃之大米万余包，分发汉奸与难民以示小惠，或贱价售于苦工以收人心。现市民颇感敌军之来反获利益，宁肯冒险亦不远离。查此实因由我党政军警，对政府坚壁清野、焦土抗战之政策，未能贯彻实行，以致资敌利用也。”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政府严令实施焦土政策，并责成戴笠与军统人员在武汉督促方案的执行。可是，武汉警备司令郭悔擅自先行撤退，焦土计划未能完成，机场为敌所用。由于武汉等失地资源被敌利用，最终使蒋介石排除他议，痛下决心，要效仿库图佐夫烧毁莫斯科那样，烧毁长沙古城。
△兵临长沙。武汉会战失利后，向大后方撤退的机关、工厂企业、学校和文化机构、以及大批难民和伤兵涌入湖南省城长沙，使当时30多万人口的长沙骤增至50多万。加上以前长沙作为上海，南京等会战的后方，积累了许多战略储备，商业也很繁荣。但长沙有限的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根本难以承载如此大量的迁入，这些都给日后的巨大损失埋下了隐患。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日军沿粤汉铁路南下进入湘北，湖南由抗战的大后方转变为抗日前线。11月9日、11日，日军相继攻陷临湘、岳阳，向南推进至长沙以北50公里的新墙河北岸。长沙局势十分严峻，民国政府对守卫长沙完全失去信心。
△最高指示。11月10日，日军逼近汨罗江，蒋介石在长沙紧急召开军政会议讨论战事。由于上下对确保长沙全无信心，会议期间，蒋介石提出焦土作战思想，即使烧毁长沙也不能让日本获得任何物资。当日，蒋介石向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明确指示：如果长沙不保，即将城市焚毁。随后张治中又接到蒋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张治中立即召来湖南省警备司令酆悌和省保安处长徐权，要求两人拿出“焚城计划”。
11月11日下午，蒋介石离开长沙，当局开始加紧向重庆撤离人员。遵照蒋的命令，军统局局长戴笠坐镇长沙指挥。当晚，戴笠指派军统长沙站负责人李仁士去警备司令部，严密监控布置焚城计划，以免焚城不力。
11月12日上午，张治中接到蒋介石来电：“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 文侍参。”因蒋所发电报代码是“文”，大火又发生在夜里（即夕），故长沙大火被称为“文夕大火”。
张治中接到电报后，立即召集酆悌、徐权、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等人会商焚城事宜，张还亲自指派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为总指挥。按计划，纵火部队将大量汽油、煤油、炸药等焚城材料散置于全城各处准备位置，有部分队员还将燃料浇在了房屋上，长沙变成了一个汽油库。士兵每3人编为一组，共100组，负责点火。纵火队伍闻警报，以城东南天心阁起火为号，立即全城放火。
△惊慌失措 古城化焦土。连日以来，长沙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谣传敌即将发起进攻，聚集在长沙的各军政机关纷纷撤退。此时，市内又接到报告，日军已抵达新河。其实这是误报，把“新墙河”当成距长沙仅3公里的“新河”。一字之差，以讹传讹，城内气氛更加紧张。整个长沙城人心惶惶，一夕数惊。
△意外火情 误酿灾难。1938年11月13日凌晨2时，长沙南门附近的伤兵医院突然失火（是故意纵火或是无意失火，至今是个谜）。失火地点恰好接近天心阁，纵火队员一看到火起，以为是信号，立即在全城放起火来。
火起之初，徐权讯问前线关麟征总部的电话，得知前方平静无事，且南门不是举火的地点，所以许权判断信号有误，是“一处失慎，三起放火”。许权打电话找文重孚要求救火，文说：“警察、消防队员都撤离了。”而这之前，为了实施焦土政策，所有消防车把水放了，换成汽油。此时大火已经无法扑灭了。当晚焚城总指挥酆悌的电话一直占线（或已经被烧坏了）。而不知真相的城内警备司令部见起火，以为就是信号，士兵们便纷纷将火把投向油桶或居民的房屋。不久，连天心阁也火光四射，接着全城起火。
由于事先全城布满汽油煤油等燃料，而长沙城民房又多是木结构建筑，到处都有易燃物资和物品，再加上多日气候干燥，风助火势，夹杂着爆炸而猛烈燃烧的大火，迅速席卷长沙城内外。大火致使无数市民争相逃命，警察和士兵无法维持秩序，到处陷入混乱。在长沙城的湘江渡口还发生严重的事故。
长沙提前起火，军统本部附近的航空委员会、汽车兵团车厂等也陷入火海。戴笠急乘车前往车站看望撤离情况，沿途看见到处着火，道路上人群拥挤，警戒兵朝天乱放枪，百姓惊慌逃命，哭号连天，相互践踏，全城一片混乱。戴笠当即将长沙起火与混乱状况电告在韶关的蒋介石。11月13日，戴笠离开长沙市，不久后接到命令返回长沙，调查焚城事件。
△悲惨世界 人间炼狱。由于焚城计划是严格保密的，纵火行动又是在没有统一命令的情况下突然发生。故大火起时，城内百姓尚在睡眠中。及至从梦中惊醒，还以为是日军打进城来了。正准备夺路逃命，但烈火已经临门，大多数的街巷已被烟火封住。熊熊大火中逃命的人们，在拥挤和混乱不堪中，有的被人群踩死，有的被汽车压死，有的被大火活活烧死。有人被大火逼进水中淹死。有位的母亲带着孩子躲进水缸，结果双双被活活煮死。30多名余太华金号员工躲进防空洞，全被烤焦致死。凄厉的哭喊声，恐怖的嘶叫声，连同建筑物燃烧时的爆炸声，交织成为一个悲惨世界。
长沙大火烧了整整五天五夜，始自行熄灭。这场大火导致3000多人丧生，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经济损失10亿元以上。还有千年文物古迹、博物馆稀世珍宝、民间文物珍品、古籍图书善本、重要档案资料……统统焚为灰烬。古城长沙2500多年的历史财富几乎被毁灭殆尽。这些，根本无法以经济损失衡量。
△文夕大火到底是谁放的？一直是个谜团。徐永昌（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曾认为是军统放的火。经查，军统只负责监督，并未参与。目前的公论是，由于南门外伤兵营医院不慎失火，结果被误认为焚城信号，全城一起放起火，造成震惊中外的“文夕大火”。
长沙被自焚毁灭，可是日军却并没有进攻长沙，他们一直在新墙河以北隔岸观火，直到1939年9月才开始向长沙发起进攻。
由于日军并未发动进攻，白白烧毁长沙城，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致使全国上下一片声讨之声，要求严惩肇事责任人。国民党内部，一些人更不善罢甘休。汪精卫还在重庆发表反对焦土抗战的文章说：“如果‘焦土抗战’就像长沙那样毁灭自己，那还不如不抗战的好！”迫于种种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命令戴笠返回长沙“调查”（中共代表周恩来参加）。
△事后处理 替罪羊。1，长沙警备司令鄷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以辱职殃民，玩忽职守罪被执行枪决；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以未奉命令，放弃职守罪，被执行枪决。2，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用人失察、防范疏忽，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3，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惊慌失措，动摇人心，革职查办。4，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石国基、参谋处长许权在逃，予以革职，通缉查办。5，长沙市市长席楚霖弃职潜逃，革职留任。
1938年12月18日，为了平息民愤，蒋介石下令枪毙“长沙纵火案”三个“当事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长沙市公安局长文重孚。，又留职察看。他们都成为了长沙大火的替罪羊。
△焦土政策。又称焦土作战，是一种军事战略。此战略包括当敌人进入或撤出某处时破坏任何可能对敌人有用的东西。据考证，最早提出焦土策略的是德国军事家克拉塞维茨所著的《战争论》，拿破仑征战俄国时遭遇的莫斯科空城是历史上焦土作战的著名战例。
△自残自戕，丧失民心。抗日战争期间，无论是决黄河大堤放水淹敌，还是长沙大火的焦土政策，其实都是缺乏抗敌信心之下，自残自戕的御敌之策，结果在中国百姓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这种政策说到底还是对人民缺乏保护意识，完全是置老百姓生命财产于不顾。军队在决堤放水或纵火焚烧时，根本不考虑先行撤离民众和转移重要物资，事前没有周全的计划，事发也无任何防范的措施，这种策略实际上就是逃跑政策。也正是因此，抗战虽然获得胜利，但国民政府却完全丢失了人心。
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重庆防空隧道窒息，并称为抗战期间三大惨案，其间有悲壮，有惨烈，有矛盾，有无奈，有愤慨。无论如何，中华民族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付出了惨重代价。我们不能忘记为了民族解放牺牲的人们。（图片2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