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历史系余大钧在《九世纪末至十二世纪初鞑靼与契丹的关系》（油印本）中说道：“这些室韦人在外迁的过程中，不断吸收许多突厥、回鹘及其他突厥语族人作为自己的部落成员，在语言、习俗、生活、种族成分等方面经历了相当程度的突厥化过程，进入漠南的室韦人除吸收突厥、回鹘、沙陀等突厥语族人外，还吸收了不少党项、吐谷浑、汉人等作为自己的部落成员；在长期过程中逐渐形成为颇不同于原室韦人的新的室韦系蒙古语族诸部落。此外，一部分原室韦人在数世纪中逐渐西迁到贝加尔湖周围广大森林地区，与当地居民溶合，形成新的室韦系蒙古语族森林狩猎部落。以上这些由原室韦人外迁后形成的新的室韦系蒙古语族诸部落，就是唐末五代宋辽金时期的鞑靼诸部。”“九世纪末至十二世纪初唐末至辽代的鞑靼诸部包括阻卜、梅里急、萌古、斡朗改、敌烈、乌古、黑车子室韦诸部落。”“斡朗改即拉施特《史集》所载森林兀良合惕诸部落，分布于今贝加尔湖地区。”“鞑靼（tatar）为突厥人对位于其东方的室韦诸部落的称呼。”（《九世纪末至十二世纪初鞑靼与契丹的关系》（油印本），北京，1985年9月）余大钧这篇文章很明确地把鞑靼族名定在唐晚期至宋辽金时期两百余年的时段里，但他也确定鞑靼的形成经历了“数世纪”的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