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全球导论》
【南非】达里尔·格雷泽 【英】戴维·M.沃克尔 编
本期微信节选自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导论》一书，全文7730字，厘清了国际共运史上关于右翼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关键概念。读至最后，身处21世纪的我们，回望马克思主义政治传统，想必会产生不少新的思考。
右翼马克思主义
除了在马克思主义那富于雄辩的词典里加上了几个绰号之外，右翼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似乎乏善可陈：考茨基的尊号是“叛徒”，伯恩施坦的大名是“修正主义者”，而孟什维克的爱称则是“尾巴主义者”。授予他们此类称号并不是出于对他们成功的羡慕：他们是历史的失败者。他们不仅被列宁的历史性成功所否定，甚至连年轻的托洛茨基、卢森堡或葛兰西所具有的冲劲都没有。确实，他们甚至不是历史性地“失败”了。他们的牺牲没有悲剧性的成分，没有被枪托或铁锹重击而死（卢森堡、托洛茨基），也没有因为长期入狱而瘐死（葛兰西）。除了19世纪20年代初孟什维克的普通成员曾拒绝被流放之外，这个群体是怯懦的，很多人都以高龄终老一生。他们是完美的谨慎主义大师，雄心不足，稳健有余。然而，顽固和怯懦都同样容易导致谨慎，而革命的冒险会招致灾难——不是失败就是左倾集权主义。只要还有一点逻辑，我们就知道应该把掀起论战的动机和来自实际内容的分析区分开来。在21世纪，右翼马克思主义的名誉有可能比20世纪要好一些。当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公开性（glasnost）完全步入正轨的时候，他们的贡献可能会被更充分地认识。
右翼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去领会《共产党宣言》那富有争议的遗产。马克思和恩格斯本身都明白《共产党宣言》的“总体原则”应该去适应特定的历史条件。因此，由于环境永远在变化之中，政治实践总会造成现实问题。客观情况暗示议会民主和军事强国的存在将会提供政治考量的双坐标，因此考茨基相应地为德国构建了一个社会主义战略。而孟什维克则是在这种环境下活动的：议会民主尚未建立，资本主义还远没有发展到无产阶级占多数的阶段。在发展他们制定的策略的过程中，考茨基和孟什维克都利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德国及两阶段革命的论述。所谓的两阶段指的是：首先由资产阶级会同无产阶级推翻君主、封建地主和小资产者的统治,然后“（无产阶级会）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因此，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将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考茨基从资产阶级的武器到反对资产阶级武器这个转换中得到的启示是：必须在德国加强民主体制，这样无产阶级就可以利用这样一个体制来引入社会主义。而孟什维克则更多地是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个两段论，因为俄国在1917年以前既没有民主制度也没有无产阶级多数派。
共产党宣言
可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共产党宣言》导致了可能更为严重的不可预测的问题——这个问题源自它关于必然推翻资本主义所蕴含的“实际”和“好处”的革命和目的论假设。伯恩施坦对以下困难的回应构成了他那著名的修正主义的核心：如果工人阶级没有固有的领导能力怎么办？如果资本主义能够持续以相对非冲突的方式扩张，使得革命的先决条件不能成立怎么办？如果议会民主的发展非但没有增强社会对立，反而减弱了社会对立怎么办？或者换个说法，现实本身是否正在淘空《共产党宣言》“总体原则”的基础？回顾历史，我们就可以知道《共产党宣言》写于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的新生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既不能预测发达的资本主义对这种民主制度的政治影响，也不能预测这种民主制度对工人政治愿望的影响。这样一来，我们就要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这是所有的政治意识形态要保持长盛不衰都要面对的经典难题：如何适应新形势？
在详述他们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历史那特色鲜明的贡献之前，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些“右翼”思想家们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在很多问题上他们的意见也并不统一。例如，在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内部著名的修正主义论战（1899—1900）的过程中间和之后，许多评论家都认为伯恩施坦彻底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第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可他并没有被驱逐出党，后来考茨基把自己和伯恩施坦比喻成“连体婴儿”。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SDLP）内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派系分裂（1903—1904）中，考茨基尚保持中立，没有滑向孟什维克一方——尽管在俄国革命前后他个人更加倾向于孟什维克。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右翼”和“左翼”马克思主义的分歧是复杂的。在1917年之前的大部分时间内，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关系还仅仅处于半分离的状态：毕竟大家都是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员；并且许多跟孟什维克接近的成员，比如说托洛茨基，还于1917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之后被流放的孟什维克党人对此的看法褒贬不一。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些绝望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赖以维系的纽带是右倾主义，而其实质在于对通过民主制度——尤其是议会形式的民主——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坚定不移的追求，以及对倡导以暴力实现政治目标的反对。另外，除伯恩施坦外，他们还强调“客观”先决条件对社会主义和一种“智慧的悲观主义”（葛兰西式语调）推论的必要性，虽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主观”先决条件也同样重要。当然，不论后来观点如何变化，他们都对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的“冒险”抱有敌意，我们对此也不会感到丝毫惊奇。
卡尔·考茨基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考茨基一直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教皇”。后来他在《无产阶级专政》中对十月革命进行了批判，然后就被列宁戴上了“叛徒”的帽子。从19世纪90年代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他一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源泉，是该党的理论杂志《新时代》的主编。他被认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接班人。他还是该党的《爱尔福特纲领》的共同作者——另一位作者是伯恩施坦，这个纲领对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影响深远。他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群众政党的第一个事实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被寄望于在对恩格斯遗志的继承中提供一种“世界观”，而不是对一些琐碎的战术发表看法。尤其跟《共产党宣言》一致的是，他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对无产阶级的启蒙，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承担统治阶级的历史使命。根据《共产党宣言》对“赢得民主斗争的胜利”的号召，他的工作设想是——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是由资本主义建立的：一旦资本主义让无产阶级成为了工作人口的大多数，那民主的必然结果就是社会主义。
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反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诞生之时和之后的社会背景。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发现他们正处在工人运动的风头浪尖，这个运动致力于工会运动和小打小闹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改良。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这种改良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具体表现为处于发展中的精细的劳动分工、议会民主制度的成长、大规模政治组织（不论是以国家或政党的形式）以及大规模经济组织（不论是工会、公司或雇主组织）的出现。换言之，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改良主义实践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偏差。成立于1875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试图代表全体成长中的德国无产阶级——这正是这种困境的具体体现。它是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的混合体。《爱尔福特纲领》同时表达了具有潜在矛盾的最高纲领主义的愿望和最低纲领主义的愿望，而考茨基则试图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这个使命有助于形成他的“中间路线”（centrism）的基础。
如果考虑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形势，那这种想保持不偏不倚的尝试就更不难理解了。当时德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官僚机器和军队。在1878至1890年之间，社会主义活动曾一度被宣布为违法，社会民主党成员也遭到了各种形式的迫害。这个背景下的一个顾虑就是，号召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会让党的活动被迫再次转入地下。因此，要赢得“民主的战斗”就必须避免与德国军队正面交锋，必须通过民主过程本身来搞颠覆，让民主“彻底背弃统治者”。
卡尔·考茨基
不过，德国的国家力量并不是考茨基倡导通过议会路线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原因。这是一个关键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工人阶级可以发展自己达到统治阶级所必需的政治成熟度——具体方式是参与工会和地方政府的活动。不仅客观的和经济的先决条件对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化等）来说必不可少，主观条件也同样重要。工人阶级必须具备组织凝聚力和成为统治阶级的技巧，才能成就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专政。
考茨基也为议会民主制度进行了辩护，因为它是现代社会中日益成长的劳动分工的体现——其本身也正是行政与立法功能的分工。考虑到他满眼看到的都是日益精细的劳动分工带来的好处，因此希望把革命决裂造成的影响最小化。暴力革命的危险在于：社会主义经济所需要的生产力基础将会被摧毁，反而会产生一个“瘸腿的资本主义”。这又证明了议会过渡的好处之一，使得社会主义能够以相对平和的方式引入。
考茨基的中间派和议会派立场为自己的政治斗争做了很好的注脚。考茨基反对将以下两种办法作为促进无产阶级完成历史使命的手段：他反对党内的“修正主义”右派，因为他们威胁到了党的团结；反对伯恩施坦与中产阶级政党建立联盟的呼吁，因为这是公然挑战党的存在依据。1910年，在为扩大普鲁士人选举权而采取群众罢工手段这个问题上，考茨基发动了反对以卢森堡为首的左翼的斗争。他害怕军事—官僚机器的反击，认为这种手段只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损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程。在德国1918年革命期间，考茨基的中间主义和议会主义导致他拒绝选择议会或工人委员会之一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载体，而是更青睐议会和工人委员会。
考茨基在做演讲
党内团结的需要和议会斗争策略，也导致了考茨基没有反对德国参加一战——在列宁看来，这是他叛变马克思主义的开始。随着战争的进行，那些能够让德国社会民主党得以通过选举来获取权力的社会和经济因素逐渐淡化。在对“民主的”和平的呼吁中，考茨基已经做好了与中产阶级战术结盟的准备。他的超帝国主义论支持了这种选举策略——该理论认为，既然资本主义强权还能够合作起来剥削世界上的经济不发达地区，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是资本主义的终极危机。
在列宁眼里，考茨基的另一个异端行为就是反对1918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当时革命正命悬一线。考茨基对布尔什维克的反对，基于他的议会斗争策略以及对俄国和世界形势的评估。他反对列宁的“薄弱一环”（weak link）假说——该假说认为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引爆西方革命的火药桶。由于1918年1月布尔什维克解散民选立宪会议后上台，因此他对布尔什维克专政怀有敌意。他主张：“民主的”议会道路是培养无产阶级的执政能力的唯一可行道路，而这种能力是社会主义的“主观”先决条件。另外，由于没有一个即将到来的世界革命，所以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经济和社会条件——数量很少的无产阶级、大量的农民以及不发达的生产力——决定了俄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尚未成熟。布尔什维克拒绝给予前资产阶级以完全的公民和政治权利，考茨基对此感到震惊，这显示了布尔什维克不愿意把“全体人类”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去。他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因为这个专政的政府是暴君式的，而不是由无产阶级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多数后自然产生的政治“状态”。他把苏联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官僚“融合成了一个体系”。
爱德华·伯恩施坦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之父、《爱尔福特纲领》中“最低纲领”要求的执笔人。在《反社会主义法》（1878—1890）实行期间及随后的一段时间，他被驱逐到了英格兰（1888—1901），并因此与恩格斯联系密切起来。他曾担任一份党的期刊《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在英格兰的所见所学对他有深刻的影响。虽然他受新康德主义和边际主义经济学（marginalist economics）的影响，但不论他怎样否认，他的理论方法和政治结论都令人惊异地联想到费边主义（Fabian）和新自由主义思想。他隐隐看到了德国工人运动正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沿着英国同行走过的道路前进。他已经看到了未来——一个以发达的工会、议会民主制度和公民自由为特征的改良主义未来。无疑，他也以已故的恩格斯为榜样，不仅仅强调议会斗争的重要性，还通过限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型，从而扩大人类能动性和道德论证的范围。
从下面这个意义上来说，伯恩施坦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他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条原则，但却认为自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这意味着摧毁了激进知识分子寄寓的幻想——特别是在革命期间寄寓的幻想。“科学”的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的革命元素只是由荒谬的辩证法支撑的理论空谈和意识形态。考虑到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策略，而当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情况都不利于革命，因此，渐进主义是唯一的可行之路。革命还是改良这个两难问题源于马克思主义者所遭遇的新兴工人运动的性质是改良主义的，而非革命的。伯恩施坦为这个困局给出的解决之道不是考茨基的中间路线，而是把这两个难题全部抛到脑后。因为当前形势已经使革命变成空中楼阁，遥不可及。
爱德华·伯恩施坦
通过排除革命的可能性，他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论核心。社会主义目标对他来说“毫无意义”，而运动才是“一切”。伯恩施坦自认为是折衷主义者，他已经准备好向马克思主义者发难，并给出自己那骇人听闻的答案。他对正统的历史猜想的否认建立在一些相互关联的理论和实证论据的基础之上。对任何理论来说，最重要的是事实的检验。事实表明，辩证法和它的唯物主义基础是有缺陷的，不是把我们带向无稽的先验主义，就是把我们带向预测未来的、带有倾向性的观点。伯恩施坦认为，当辩证法（如“否定之否定”）被用来理解像社会这种复杂事物的未来发展时，永远有陷入“主观臆造”的危险。事实上，“真正的发展永远会产生新的组合和力量以及新的事实，因此，那个阐释似乎并不恰当，并且在相应的程度上失去了描绘将要到来的发展的能力”。在他看来，支撑着这些预言的决定论越来越不可信。因为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驾驭能力也越来越强，因此，“历史铁律”的基础也正在被淘空。作为其剥削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也是建立在没有事实依据的空想之上。
伯恩施坦对《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未来革命场景的经验反驳广为人知。卡特尔的壮大、信贷的发展以及商业交流的提升阻止了经济崩溃。无产阶级受益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可以参加工会活动，并享受国家发起的福利改革，这意味着无产阶级不再是革命的阶级。无论如何，工人阶级内部过于分化，因此不能成为一个“专政”的阶级。如果民主制度不压制阶级的话，就会越来越压制阶级政府，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变得没有必要了。另外，似乎有证据表明，工人阶级不一定会成为社会中的多数阶级。多数阶级理论是考茨基关于社会主义（有条件的）不可避免的设想的基础。德国的农民不是正在消失，中产阶级也同样不是正在消失。在“元理论”的层面上，伯恩施坦认为阶级合作——而非阶级斗争——的原则正日益成为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如果历史有轨迹，那这个逻辑将随着社会日益增长的合作而显露无遗。社会主义是一种朝向社会合作秩序的运动，或者是一种处于社会合作秩序中的状态。他试图借助于抽象的合作原则来混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性质上的差别。对他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有组织的自由主义”，它的目标是实现“普遍的公民权”。“社会主义手段”的目的，例如最低工作日，是“对自由人格的发展和保护”。他所想要的是对私人利益的规范，免得它对共同体造成伤害。“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不废除财产私有制，我们限制它的权利”。
伯恩施坦通过经验证据推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否认了其辩证法、无产阶级专政目标以及很多其他的东西。对他来说，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无意导致的结果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多阶级共同体的建立，这个共同体将随着民主进程而变得越来越具有合作性。他认为，当前并没有孕育未来革命的可能性；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游戏结束了。
不管人们怎样选择描述考茨基，都应该承认其思想还是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之内的。像一些近期的评论所指出的那样，考茨基的确被曲解了。如果他是个“叛徒”，那么他就是个在自己的全部政治生命中始终如一的叛徒。在漫长的生涯中，他始终如一地维护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以及不能“随意”发动革命等思想。就像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考茨基致力于推动《共产党宣言》论点的与时俱进，致力于把它的原理应用到德国的具体情况和普遍的现代社会中去。作为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特殊性的关注引发了对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可能性的怀疑。这场革命并不会在西方引发革命。由于这个原因和落后的俄国经济，他预见到了官僚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毫无疑问，在东西方差异问题上，他跟葛兰西一样敏感——后者也反对“不断革命”纲领。考茨基也强烈同意民主与社会主义这对组合，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精髓。在这里，我们不但看到了时间上的连贯性，并且还看到了手段和目的上的连贯性：工人阶级如何成为统治阶级？工人阶级将如何在现代政治条件下解放自己？
综上所述，并不能否认考茨基那明显的弱点。他那容许这一点不只体现在没有“人类解放”的“政治解放”的国家主义倾向。还有，他看起来好像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对劳动分工（不论是作为通过合作来促进人类生产力的积极源泉还是导致个体异化的罪魁祸首）那问题重重的表述。另外，他的马克思主义是教条的，严重依赖目的论思维，臆想无产阶级将构成人口中的多数，并且自觉地想通过投票箱有条不紊地实现社会主义。他发明了一个只适用于顺境的公式，但却不能适用于社会和政治矛盾尖锐的形势——比如一战期间和之后的社会形势。本来他的作品会有很好的连贯性，但他对“脏手”（dirty hands）问题的回避使得他的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了。他拒绝正视暴力问题，拒绝承认议会政治的局限性。因此，从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来看，他一无是处。然而，暴力策略在20世纪最终也被证明是同样的无用。如果那些已经把手变“脏”的人忘记了“脏”手的用途是什么，那么无意把手变“脏”尚不失为一种美德。那些用“脏”手行动的人与那些“干净”的批判者可能需要相互利用。
我们这里讨论的，并不是右翼和左翼哪类马克思主义者“更好”，而是盲目迷信某个特定策略的危险性。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转变立场的例子不胜枚举。列宁在晚年倡导合作社，而不是坐等西方无产阶级对苏联的援助。托洛茨基认为阶段论适合20世纪中叶的中国革命——尽管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列宁1905年的理论而不是孟什维克的理论。葛兰西很好地把西欧和俄国的政治形势区分了开来，这导致他开始倡导“立场战争”。
至于伯恩施坦，他对马克思主义真正的贡献在于他与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批判性对话——这次对话中，他提出了尖锐问题，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一些内在的弱点，鼓励自我批评精神，并对现代性的复杂性表示欣赏。他帮助戳穿了源自对历史的目的论解读的幻象，发展了一个更加符合西欧工人阶级缺乏政治抱负现实的政治公式。虽然我们可以批判他的方法论以及他对和谐、民主的资本主义（他的目的论的产物）所抱的幻想，但他着手把事实问题从规范问题中解脱出来，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哲学”。因此，我们可以更为轻松地谈论历史的方向性和可能性，而不是单独的“历史使命”。如此解构马克思主义目的论的维度，只会增强它的民主资质——前提是放弃由“历史”承诺支撑的先锋主义。伯恩施坦之后，“道德主张”（moral advocacy）获得了更大的空间。尽管道德论证可能是特定物质利益的遮羞布——马克思对此有深刻的洞察力，但强调伦理说教重要性的好处有两点。一是它更为明显地坚持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联系——这一点经常被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否认；二是它在社会和经济日益复杂的世界中，通过把被剥削、被压迫者的愿望跟普遍人性的观点联系起来，有助于把因人而异的政治动因结合在一起。
我们之所以不应忘记“右翼”（尽管它在20世纪罕有成功）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贡献，还有其他的理由。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见解是，思想本身是物质和社会条件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不例外。“右翼”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欧洲事物，并不怎么适应其他地区。它在俄国的代理人——孟什维克，就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孟什维克在俄国只有在1917年经历过短暂的辉煌。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的成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含义的根本性改变。其时，作为支配力量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没有在西方工人阶级之间引起共鸣，反而引起了处于西方帝国主义枷锁下的人民的共鸣。它成为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进入了反帝斗争领域，并影响了随之而来的独立的国有经济发展要求。
1989年以来，东欧发生的事件暴露了马列主义的内部矛盾：拒绝民主基础的社会主义不能长久。因此，这些“右翼”失败者可能还不是彻底的失败者。时间可能站在他们一边——不仅仅是出于把民主跟社会主义重新联系起来的要求。他们也试图改造社会主义策略，以便适应现代性所造成的各种问题，尤其是由于越来越细的劳动分工所造成的复杂情况。由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的均质性（uniformity）日益增加，这意味着可能会有更多的同情者愿意去倾听“右翼”马克思主义者的声音。
在21世纪，如果马克思主义要想作为一种人类解放的意识形态继续存在，我们就必须对它的政治传统进行全面评估，包括它的“右翼”。要牢记马克思那著名的断言——“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将促进我们所有类似的反思工作。
本期编辑 | 蔷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