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善为士者”。“士”，在先秦时期，处于第三阶层，天子、诸侯、士大夫。“士大夫”就是所谓的“士”，也就是儒家口中的“君子”，泛指有能力的人，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领导们”。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辅佐诸侯治理邦国。“善为士者”，就是指这些士大夫中的佼佼者。
对于个人来讲，“善为士者”，就是修行有成的人，能够自己支配自己的情绪、心意的人。
“不武”。不依仗武力，也不提倡武力，更不会擅用武力。“武”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甚至不一定仅仅指“武力”，包括压迫、强制、独专等等一切苛政暴法，都叫“武”。
“善战者不怒”。擅长指挥作战的人，总是保持心气平和，不会被激怒。
“善胜敌者不与”。“与”就是给，我们玩即时战略游戏时的“送资源”、“送人头”。“善胜敌者”，只要尽可能的降低自己的损失，就算赢了。
“善用人者为之下”。善于用人的人，都很谦下。
这四善再反过来看：
做不到“不武”，就不是什么“善为士者”，坑爹货，江山打下来也保不住，为人作嫁而已。
做不到“不怒”，也不是什么“善战者”，莽夫，只能做个先锋，不是帅才。
做不到“不与”，也谈不上“善胜敌者”，敌人永远不止一个，两败俱伤，虽胜尤败。
做不到“为之下”，也谈不上“善用人者”，用人要用人才，人才不会甘于做一个奴才，没有一颗谦下之心，甚至只知驱策役使，革命工作就只能单干了。
那么再反过来，如何做到“善为士”、“善战”、“善胜敌”、“善用人”，就要从：
“不武”、“不怒”、“不与”、“为之下”这些表面工作学习起来。
“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就是说，这就是所谓的“不争之德”，也就是“用人之力”，也可以说是“与道相合”。
首先看“不争”，说的是“不争”，但是前文又是“为士”、又是“战”，又是“胜敌”、最后还“用人”，都是在主动的做事，这就是“不争之争”。
一般的讲到“老庄思想”都会以为是“逃情”、“遁世”，实际上不一定，因为这里讲“用人之力”，都逃情遁世了还干嘛要“用人之力”？
“配天古之极”。“配”是匹配、配备，有夸人德高望重叫“德配千古”。这是一种主体思想，也就是外在的东西，包括这里讲的“天古之极”，都是一个装饰品一样的东西，是配在“人”的身上的。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道德经》讲“道”、讲“德”，并没有号召人们去崇拜“道”，崇拜“德”，不需要的，只要我们向道、修德，就足够了。
至于“天古之极”，就是天之极、古之极，两极归一极，最终极的那个东西，也就是所谓的“极致”，我们华夏自古“敬天法祖”，祖就代表古，讲到“天古之极”就是尽头了，也就是所谓的古圣先贤的共性，这只是个比喻，并不是说实际存在一个叫“天古之极”的东西。
上点私货吧：
我们的传统文化崇尚“治人”，很少去研究“役物”，不像近代的西方文明，纯粹以“役物”为主，这是个实情。但是西方文明，也不是自古就以“役物”为主，他们也是一直研究“治人”的，只是在近代天主教倒行逆施，逐步崩盘之后，才诱发了文艺复兴乃至工业革命，科学思想大行其道，才转入到“役物”中去。
本身“治人”和“役物”并不矛盾。
但“治人”崇尚主体思维，因为我们每个人本身就是一个人，“主体思维”要求我们每个人要先把自己“治好”，就可以推己及人的去“治人”了。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优点缺点完全取决于个人。把自己治好再去治人，无往不利，治不好自己就去看怎么治人，肯定抓瞎，根本就看不懂，更不要说会运用了。
“役物”崇尚客体思维，会很方便，只要能用就行，对自身要求很低。现在我们都在享受科技生活，但自己并不需要成为一个科学家，这种便捷会越来越让我们自身失去一个作为“人”的自觉，“役物”的过程也在不断的被物役，我们自身也会越来越像一个“物”一样，机械的重复着一些劳作，内里又空落落的不知所终。
贬斥“役物”是不对的，因为人的身体也是一个“物”，但是单纯迷恋于“役物”，会缺少“自治”的过程，而整个社会发展，也会照着“役物”的方向去引导，吃得饱，穿得暖，干活也勤快，娱乐生活也有了，就是不快乐，不知道为什么。
有人就说了，这是我们缺了“信仰”。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古人根本就不谈信仰，没有信仰这一说。你看《道德经》，老子“信仰”什么？没有“信仰”，没有这回事情。这个叫做“教养”、“修养”，是“养”，不是“仰”。我们从来不要求谁去“仰”谁，能把自己“养”好就都有了。
就拿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说君、臣、父、子各自做好自己的修养就可以了。当然，如果看到这些话，非要往歪想，那是你自己的事情。狗屎不能吃，非要吃屎谁能管得住？
“治”好自己，也可以“役物”，甚至更好的“役物”。“物”只是个工具，我们中国八十年代还是一穷二白呢，短短几十年时间就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西方几百年的社会变革，包括工业革命、圈地运动、资本积累、金融化运作、第三产业建设、信息产业建设，很快就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可见“役物”并不难。但是“役物”还是不能忘了“治人”，因为“役物”可以带来温饱、带来享受，但无法带来快乐和安宁，只有把“人”也治好了，才能真正的稳健发展。
马列主义是很浅薄的思想，没有多少历史积淀，支撑不起我们的民族复兴大业。唯物主义断了修养的路子，空谈“信仰”只是拾人牙慧的造神而已，苍白无力。所以要想解决精神文明滞后于物质文明建设的问题，还是要师法于传统文化，而师法于传统文化，离不了儒释道三教思想。入儒释道三教思想，首先就要尊重它，要有谦德、有诚意，才能看得进去，而不是拿个小红本本，跑到古籍中去“指导工作”，蜻蜓点水几下，搬弄几个词汇出来，再跑到报刊上东拉西扯胡说一通。这些都是害群之马，流氓一堆。
或者说，现在“大好时机”、“中央的宽大政策”拯救了“传统文化”，这也是颠倒是非的无稽之谈。“传统文化”并不需要“拯救”，国际社会研究华夏文化、中华文明的人物、组织大有人在，甚至研究的比我们还好。我们都是自己断送的，别人都在争抢。真正需要拯救的是“中央”，是“政策”，是“中央”、“政策”遇到麻烦了，不知道该怎么弄，才去抓“传统文化”这根救命稻草，不做好这样的自救，等到崩盘的时候只会更惨，这和我们个人都是一样的。
我们个人也都是，自己或者有兴趣爱好，有志于学，就像孔子讲的“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或者是“困而学之”，以求能通而达变。说到“拯救”，“拯救”的是自己，不是别人。如果我们去求学的时候，想着拯救这一门学问，或者上学是为了拯救老师，那还是算了，不如让学问，让老师去安息吧。“发心”都不端正，怎么可能学得好，学得会？这也是我们现在半吊子高人满天飞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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