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这个我所喜爱的地方，虽然刚离开三个月，我却十分想念它。它充满了自由，充满了情趣，充满了欢乐。它使我懂得了劳动的真正意义，懂得了人生的真正价值。我常在想：如果特赦后，能在秦城安家落户，倒也是晚年的一件幸事。
汽车离开功德林，飞也似地向前驶去，经过好长一段时间，开进一所像是什么单位的大门。
这里四周都是高墙耸立，高墙内又分四个院落，每个院子里都有一幢四层楼的房子，楼前有很大一片空地。我们住在第二个院了。从功德林来的6个同占住了下面一层楼，每间房都很宽敞，明亮。整个环境是那么安静，没有一点嘈杂的声音。
当天，管理员就告诉我们说，这里也是一座监狱，休息时可以在楼前空地上活动，不要随便到其他院子里去，也不要上楼。希望大家严格遵守纪律。
当我们听到"这里也是一座监狱"时，大都产生了悲观情绪。有的同学认为，这样一来，第二批特赦就会遥遥无期了。我原来也以为离开了功德林，就等于是离开了监狱，没想到这里仍然是一座监狱。这里的设备条件、生活环境虽比功德林都强得多，但毕竟也是监狱呀！我心里很不舒服。不过，我倒不认为会影响第二批特赦。我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很快，我的看法被证实了。有天，管理科长召集我们开会，指出搬家以后一些人存在的不正确的看法，应当纠正。并着重说明：共产党的政策是不会变的，不应有任何怀疑。今后一切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只要符合改恶从善这一条件，同样可以得到特赦。科长的讲话是这样的及时，澄清了一些人的糊涂思想。
春天来了，春风吹进了高墙，吹进了铁门，吹开了院子里的杏花。看到这满树杏花，我就想起自己在农场亲手栽培的那些果树。我多么想去看看那漫山遍野的万树红花呀！可惜，我刚手术不久，管理员不让我和身体好的同学一起去农场参加劳动，而只让我和体弱的同学一起清理垃圾，打扫卫生，整理内务。为了使身体康复后能更好地投入农业生产劳动，我一有空就借些《蔬菜栽培学》、《果树栽培学》等农业技术书来阅读，以便在今后的实践中去加深体会，将来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农民。
"民以食为天"，没有丰富的粮食作基础是不行的。我们在功德林时，吃饭就开始定量了。我主观上认为这是为了节约粮食，因为我懂得每颗粮食都来之不易，而客观上的原因我却是不知道的。
1960年是全国遭受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加上别的缘故，全国人民都处在粮食困难时期。我们这些身居高墙之内的人，并不了解这些情况，只知道政府号召节约粮食，每人每月吃粮32斤定量。按说32斤定量就不低了，可是，还有许多人想不通，都盼着到秦城以后能像过去一样尽饱吃。厨房第一次开饭时，大家看到这里中午饭像农场一样，有米饭，有馒头，菜也很丰富，皆大欢喜。谁知不到一个月，大家只能吃个大半饱。我是个大肚汉，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忍着，有时收工前就感到有点飘飘然，有时在夜里会被饿醒。我想国家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政府不会无缘无故不让我们吃饱的。
后来，我发现并不只是我们犯人吃不饱，就连监狱的管理人员，也是经常外出打杨树叶子回来，洗干净后，拌和着其他东西，做成窝窝头吃，据说杨树叶子里含有叶绿蛋白。为了给我们增强营养，管理科长号召我们在院内的空地上开荒种菜，并买回许多鸡、兔等让我们喂养。可惜，我们都没有喂养家禽的经验，鸡、兔不久都死了，大家很懊丧。
有一次，管理科长亲自带领我们出去打杨树叶子，结果许多人图快，把地下的落叶也都收在一起了。科长一看，不行，怕我们吃了坏肚子，就都倒了，没敢让我们吃。以后，监狱里就从农场拉来一些红薯叶子，洗净切碎后，和在玉米面里蒸窝窝头给我们吃。饥饿中这些东西吃起来，也是很香的。
现在自己尝到了饿的滋味，才体会到过去劳动人民成年累月挣扎在饥饿线上的艰辛。想到我们这些人曾经不顾人民死活，任意搜刮民脂民膏供自己花天酒地的生活时，就更感到自己罪恶深重，不易得到人民的原谅！
又有一次，我们看了一场名为《林家铺子》的电影，那是描写江南一个小镇，在解放前那种人吃人的社会里，劳动人民挣扎在饥饿线上的惨景和大鱼吃小鱼的社会现象。在过去这种事情多得数不胜数，我们天天可见，而今天看起来，却是那么的不近情理，那么使人愤慨，不由得感到羞愧。我们这些人不都是那种腐朽社会制度的支持者和维护者吗？这种社会制度害得许多人家破人亡，搞得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而新社会则与此完全相反，劳动人民安居乐业，人们相互尊重，相互关心。就连对我们这些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战犯们，管理人员也是非常关心、爱护的。
我在身体完全康复后不久，参加推板车运砖的劳动。在劳动中，不幸被一个同学拉的车把撞了一下，正好撞在尾节骨上。当时，我痛得坐在地上，冷汗直冒，同学们连忙把我扶起来。刘管理员知道了，急忙跑来叫人扶我回去休息，并亲自跑去把医生找来。医生检查伤情之后，认为没伤骨头，就给我上了药，吩咐我在家好好休息几天，管理员这时才放心地离去。以后管理科长和管理员们见了我，都要亲切地问上一句："好一点没有？"看到他们都能这样关心，我心里感到非常温暖。
还有一次，我们往厨房里搬运红薯，累得满头大汗，连衬衣也汗湿了。后来我们又到厨房的菜窖里，去把红薯蔓上的小红薯摘下来。菜窖比较阴冷，身上的汗凉了之后，冻得我有点发抖。司务长见了，马上把他的工作服脱了下来，披在我的身上。我不好意思披，司务长一定要我披上，并关切地说："年纪一年年不同了，要多注意，免得着凉。"司务长这轻轻的一个动作，短短的一句话，使我感动得眼泪几乎流了出来。
管理人员不但对我们生活和身体非常关心，而且对我们的人格也是尊重的。有一次，一个公安干部家里有一部缝纫机坏了，因为是从英国进口的老机器，没有人会修，我和王泽浚在功德林时使用过这种缝纫机，也会修理，管理员就叫我俩去帮着修一下。那天早上，管理员送我们到那个公安干部家里，公安干部夫妇俩正要去上班，见我们来了很热情，并告诉那个在他们家帮忙的农村女孩子准备我俩的中午饭。这夫妇俩走后，管理员也走了，那个农村姑娘把我们领到房里去修缝纫机，她自己却拿了一根擀面杖站在门口。我问她："你这是干什么？"她说："怕你们逃跑。"我说："你拿个擀面杖就能拦住我们么？"她更害怕了，忙把门关起来，把我俩反锁在屋里。我们也懒得管她，就在屋里开始修机器。快到中午的时候，这个姑娘把门打开，送来了两碗饭，饭上夹了许多菜。她把饭碗往门边的地下一放，说了声："吃饭吧！"就又把门反锁上了。我们俩都很生气，谁也不吃。一会儿，干部夫妇下班回来了，开门一看，两碗饭放在地上。他们很惊诧，问那姑娘是怎么回事。姑娘告诉他们之后，他们连忙向我们道歉说："小孩子不懂事，我们是特意让她多准备一些好菜一起吃的，谁知会这样。对不起，请到桌上一起吃吧。"我们就跟他们在桌上一起用了饭。这夫妇俩笑着责备那个姑娘说："他们是不会跑的，如果他们要跑，别说你一个，就是十个人也拦不住他们的。"饭后，我们也把缝纫机修好了，这对夫妇非常诚恳地向我们道谢。这时，管理员还没有来接我们，我俩就自己走回去了。
一路上我和王泽浚谈起这些事，心里都很激动。因为我们认识到，公安干部和管理人员对我们的关心、爱护和尊重，并不是仅仅代表他们个人，而是代表着政府和共产党在对我们做工作呵。从他们身上，我们感到了共产党所给予的温暖！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共产党无比宽阔的胸怀！在这样伟大的党的领导下，我们怎能不痛改前非，改恶从善，争取早日投入到人民之中去呢！
1960年的国庆节又过去了。第二批特赦尚无消息，大家都认为今年第二批特赦是不可能的了。在我们去农场劳动时，看到自己曾亲手栽培的葡萄、果树大都已果实累累，心里不禁暗暗地想：我11年的改造，何时方能开花结果呢？
收获的日子终于来到了。1960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国务院105次会议公报，说第二批特赦名单已送人大常委会审议了。喜讯传来，许多同学都兴奋得彻夜未眠。我也是很久不能入睡。我想得很多。像我这样搞特务工作的人，曾杀害过那么多的革命烈士，而今人民会原谅我吗？许多遭到军统迫害的老干部会原谅我吗？我认为我和其他曾经领兵打仗的战犯不一样，他们在战场上明枪明炮地干，没有直接的个人利害冲突。而我过去的职业，使我伤害了许多革命者，是不容易得到原谅的。想起在重庆时，烈士家属抓住我，生要人，死要尸的情景，我更觉得：特赦对我来说，只是水月镜花，可望不可即矣。
两天后，刘主席颁布了第二次特赦令。这次看到报纸时，大家都不像去年那样盲目乐观了，而是在高兴中带着几分沉静，想法也比过去实际多了。我虽然认为第二次特赦不可能有自己，但是还希望能有自己。我作好了两种思想准备。在第二批特赦名单即将揭晓之前，心情总是激动的，很难平静下来。而在监狱里，犯人表达感情的最好方式就是写诗作词。在兴奋中，我提笔为《特赦专辑》的墙报写了三首《西江月》:
个个欢天喜地，人人喜笑颤开，有无特赦正疑猜，喜讯出人意外。长念思同再造，苦心换骨脱胎，十年无处不关怀，怎能不终生感戴。
白日常开笑口，夜间梦更香甜，文章尽写感恩篇，永遵党的路线。论罪原该不赦，尽皆罪恶滔天，人民宽大史无前，伟大崇高表现。
犹存个人主义，徒然枉费心机，英明政策不须疑，怎不包括自己？何用担心着急，只须条件全齐，请看今朝第二批，肯定有他有你！
在写最后这首词时，我想但愿也有自己。词里面没有写出，实际上却真的有了我。
1960年11月28日，这是我毕生难忘的一天。
这天早上，管理员叫我们到干部食堂去布置会场。我知道，是要颁布第二批特赦名单了。我心里忐忑不安，非常紧张，以至于失手把一盆花打碎了。我连忙向管理员作检讨。管理员却笑着拍拍我的肩膀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不知这是获赦的预兆，还是管理员在安慰我，心里反而更不平静了。这时，徐远举等几个同学突然被管理员叫去谈话。我和其余的同学，心里都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总以为这一下又完了，还轮不到自己。徐远举回来时，我连忙向他祝贺，他却只是笑笑就走了。
一会儿，全体集合列队进入会场。这时，我的心情反而平静下来，作好了继续改造的思想准备。当最高人民法院首席法官宣布特赦名单时，我静静地听着，羡慕地看着被叫到名字的同学走上台去领特赦证。没想到叫到第九名时，居然叫到了我。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法官念了两遍我的名字，我也没敢站起来，旁边的管理员推了推我，说："叫你啦！"我才如大梦初醒般地站起来，匆匆向主席台走去。当我用颤抖的双手接过这张特赦证时，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眼睛模糊了。这不是一张普普通通的纸啊，这是共产党天高地厚的恩情啊！这是自己11年改造的结果，是我获得第二次生命的见证啊！我坐在特赦席上，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这张16开大小的特赦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1960年度赦字第玖号
遵照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沈醉进行了审查。
罪犯沈醉，男性，46岁，汉族，湖南湘潭县人。该犯关押已经11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1960年
在落款的地方，盖着一枚带有国徽的最高人民法院的鲜红大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