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美]斯坦利·霍夫曼 编，林伟成、刘晓红、王建伟、周科真、刘南平 译，倪世雄、刘同舜 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Stanley Hoffmann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作者简介
斯坦利·霍夫曼（1928年11月27日——2015年9月13日）是哈佛大学保罗和凯瑟琳·布滕维瑟大学教授，专攻法国政治和社会、欧洲政治、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1928年出生于维也纳，在巴黎和尼斯（法国南部港口城市）。1947年加入法国国籍，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1952年在哈佛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后取得博士学位。1968年霍夫曼在哈佛大学创建了Harva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并任主任。霍夫曼的学术生涯主要在美国展开，从1956年起在哈佛任教（除1966-1967年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曾任哈佛大学西欧研究中心主任，同时兼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委员、美国政治科学学会理事、美国艺术科学学院院士。斯坦利·霍夫曼曾是美国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沃尔弗斯和法国现实主义大师阿隆的学生，他对阿隆的理论特别推崇，受其很大影响。主要著作：《当代国际关系理论》（1960），《战争状态》（1965），《国际秩序的条件》（1968），《跨越国界的责任》（1981），《冷战之后：国际制度与欧洲的国家战略》（合编，1993）等。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内容简介
本书是根据“Contemporary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格林伍德出版公司1977年版本）译出。在这部文选中，入选的均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作品，编排得当，删节有宜，无断章取义之弊，具博采众家之长，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英、美、法一流学者的观点，不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次论战作了出色的总结，对解释现代世界国际事务的基本理论的透彻分析，还对国际关系理论今后的发展作了比较客观的预测。本书共分成三大部分：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几点建议。每一部分都由三块组成：评述；文选；参考文献选目。本书呼吁将理论理解为一组相互关联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够指导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
原著封面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译者的话
翻译一部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著作，又难又不难。一方面，近20年来，这类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车载斗量，况学派林立，此说彼云，互有长短，实不知选哪家是好。另一方面，这类著作的中译本，也真是廖廖无几。近来，情况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国内不少学者和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了，介绍、评述的文章和专题学术讨论会也多起来了。根据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从令人目不暇接的西方国际关系著作中挑选和翻译了斯坦利·霍夫曼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供读者参考。
斯坦利·霍夫曼在谈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时说: “这门学科既年轻又古老。” 说它年轻，是说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至多不过70年左右的历史，说它古老，是说它的理论渊源流长，甚至可追溯到2000年以前，如古希腊时代修昔底德的战争历史观、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和以后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的国家学说等，他们的思想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然而，西方较为公认的最早一部国际关系专著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赖尼希教授的《在东方形势影响下的19世纪末的世界政治》(1900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这类书可谓凤毛麟角。此后，关于国际关系的文章和论著才渐渐多起来，大学里开始有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课程，专门的研究机构纷纷建立，国际关系理论才逐步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一般说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至50年代末，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论战；(二)60年代初至70年代，是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论战；(三)70年代后期至今，是新现实主义。
第一次论战与两次世界大战有密切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把维也纳会议以来因大国均势政策而维持的所谓欧洲百年和平局面打得粉碎，战争的惨痛后果却使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转向18世纪启蒙主义和19世纪理性主义。他们提倡道德准则，强调伦理作用，主张国际规范，要求建立诸如国联等超国家机构和组织，以形成稳定的国际社会，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重演。于是，理想主义学派就应运而生。所谓理想主义学派，其实就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搬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价值观来处理国际关系，它的政治代表人物即当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西方，这一学派甚至被称为“威尔逊学派”。威尔逊1889年发表的《国家论》大谈“使国家和世界民主化”，国家关系应实现“道德理想”。他于1918年抛出的“十四点计划”，则被吹得天花乱坠，称为“世界和平的基石”，“理想主义的纲领”。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 “威尔逊理想化的民主共和国，其实就是最疯狂的帝国主义，最无耻地压迫和扼杀弱小民族的形式。” 把威尔逊在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化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有英国弗朗西斯·布雷德利的《哲学上的国家理论》、伯纳特·博赞克特的《国家行为的道德》和美国乔赛亚·罗伊斯的《忠诚的哲学》。这三部理想主义学派代表作的基本观点是: (一)认为精神和理想是最高的实在；(二)认为拯救世界和社会进步的关键是“道德的原则”和“忠诚的原则”。
可是，本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严酷事实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宣告了理想主义主张的破产，因为在国际事务上，道德伦理的说教无论如何抵挡不了权和利的诱惑。越来越多的学者于是认为，人类应当面对争斗的现实，不应陷入和谐的空想。他们提出，外交的目的应是在国际舞台上攫取权势，国际关系应以实在的“权力”和“国家利益”为中心，而不是以抽象的“道义”和“民主”为中心，并且认为，权力政治只是不符合抽象的道德，却非常切合具体的国家利益的道德，他们还抨击理想主义侈谈道德规范，以致与你争我夺的国际关系现实情况背道而驰。现实主义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于本世纪30年代，发展于40年代，到50年代占据了统治地位。
现实主义学派最早的代表人物是英国威尔士大学E·H·卡尔教授，他在1939年出版的《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概述》一书中提出了现实主义的三个重要观点: (一)权力是政治活动的主要因素，一切政治活动都是权力活动；(二)有权力才谈得上道义和民主，道义和民主是相对的，是权力的产物；(三)归根结蒂，政治活动应是权力和道德的结合。卡尔这本书是第一部系统地用现实主义观点论述国际关系的专著，是现实主义学派形成的标志。书中所阐述的观点对现实主义学派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大战的严重破坏，以及战争期间大批著名学者横遭迫害而逃亡或移居美国(如摩根索、霍夫曼、多伊奇、基辛格等)，战后美国又成了头号资本主义国家，这些使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就从西欧移到了美国。正如霍夫曼所说: “卡尔的最初努力未能在欧洲生根，反而在美国开花结果。”
战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异常活跃，现实主义学派取得绝对优势。这一学派中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尼布尔、斯巴克曼、赖特、摩根索、沃尔弗斯、琼·赫斯、厄恩斯特·哈斯、凯南和基辛格等。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是美国近代史上一位颇有影响的神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曾任美国神学院副院长。他的代表作《基督教义和权力政治》(1940)和《基督教现实主义和政治问题》(1953)把西方流行的基督教教义运用到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中，所以他的理论又被称为“基督教现实主义”。他的主要观点是...（略）
呈现为简单均势；而今天的均势则是复杂的均势，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全面展开，并带有核竞争、核对峙的特点。他提出国际体系的两种类型: 温和(均势结构)型和革命(两极结构)型，国际社会的目标是建立温和的国际体系，手段则是发展国际组织，应重视国际组织在维持和平中的作用。(四)他认为，传统的道义选择应以“安全、生存”和“相互依存”为原则，以符合“国家利益”为标准，国际关系的伦理问题与人权、非武力和世界秩序密切相关。因而霍夫曼认为，美国进行越战，苏联入侵阿富汗，都违背了国际关系的伦理准则。(五)在阐述传统现实主义理论时，霍夫曼一方面肯定了科学行为主义学派在方法论上有若干可取之处，同时抨击多伊奇的联系理论是“肤浅的量变理论”，指出卡普兰的系统理论偏离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是“一大失误”。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作为传统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国际关系理论从传统现实主义到新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我们翻译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是霍夫曼早年的成名之作，第一版于1960年出版。在这部文选中，入选的均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作品，编排得当，删节有宜，无断章取义之弊，具博采众家之长，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英、美、法一流学者的观点，特别是霍夫曼为该书撰写的三部分评述，不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次论战作了出色的总结，还对国际关系理论今后的发展作了比较客观的预测。二十多年来，这本书影响不衰，至今仍为西方学术界所推崇。
本书根据美国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市格林伍德出版公司1977年版本译出。参加本书翻译的有林伟成、刘晓红、王建伟、周科真、刘南平，负责校译的是倪世雄、刘同舜。限于水平，译文错误和欠妥之处，望读者不吝指教。
1985年1月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序言
在最近20年里，国际关系的研究在美国发展得相当快。关于各种各样问题的教科书、理论文章和专题著作数量不断增加，许多关于当前国际问题和19世纪外交的分析，以及对各种主张不一的政策的研究——所有这些使得国际关系这门学科成了过于拥挤的“购物中心”，这与大学政治系开设大量与政治学科毫无关系的课程的情况非常相似。
这种纷繁复杂的发展情况使我逐步产生了两种想法，促使我编著这本书: 一是对国际关系学目前状况的不满，二是希望找到一种更有成效的研究方法。我深信，我们学科的许多问题只有通过做比过去更加系统的研究，才能获得解决。我想大多数学者也会这样认为的。这本书要求人们把理论当作一些相互关联的问题加以认识，以此来引导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的研究深入下去。
这本书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三个部分。一个方面是文选: 论文或专著的节选，它们提出了国际关系学的一般问题，讨论了理论的需要，表述了当前在理论上应该作出的努力，另一方面，对这些不同问题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试作评价，还就研究方向谈了我的一些建议。因此，结果有点奇异: 文选的编者有时候竟相当严厉地批评起他所选的文章来了。
本书第一部分是关于是否需要理论的争论，涉及国际关系学的范围和目的等一般问题。第二部分提出并讨论了当前该学科一般理论的主要研究方法。第三部分提出了关于如何作出较明确和更满意的努力以形成理论的建议，其中包括在我认为对该学科的发展有关键意义的领域里开展系统研究的初步计划。在每一部分，读者将先读到我的评述，然后读到一些文选，最后是书目。
本书的许多讨论如同大多数社会科学一样涉及到方法和目的的问题。正因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情况比大多数社会科学更糟，这些问题在这里就显得特别重要。
本书自始至终强调把国际关系领域看成一个整体，所以没有关于具体方面内容的研究 (如某些国家的对外政策，民族主义现象，国际组织)，也不涉及仅适用于国际关系领域里某一狭小范围的理论 (如国际法理论或帝国主义理论)。有一些文选看上去好像只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部分 (如战争与和平问题)，但这并不是一种例外，因为关于战争的可能性问题是当前国际关系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本书也没有试图详尽地讨论各种学科 (根据最近一次调查，其范围为从文学批评到技术) 能够对国际关系领域作出的各种贡献。
无论在所选的阅读材料里，还是在我的评述中，本书都没有试图对国际关系学核心的实质性问题的答案进行讨论或陈述建议，如国家利益的性质、国内事务对对外政策的影响、意识形态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或者冷战怎样才能获胜 (或结束)。本书所涉及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 “人们应当怎样研究世界政治?” 因而本书对实质性问题的考虑或是偶尔涉及到，或仅仅是为了研究国际关系才值得对这些问题予以特别注意 (如第三部分的一些文选)，而不管人们对这些问题所提到的各点有什么看法。
由于本书仅仅探讨当代理论，对过去不同流派的政治思想家的理论就未作详尽的研究，尽管他们的理论 (在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两方面)对了解国际政治是有益的。这点在第三部分的评述和文选里作了特别的强调。同样地,本书虽提及了在19世纪思想史上和20世纪部分世界政治 (在像威尔逊这样的代表人物的影响下)中占统治地位的国际关系的自由派理论，但没有加以详尽的分析。
最后，本书只是对那些用合情合理的系统的和明确的方式提出的理论进行了研究。国际关系学或政治哲学的许多著作包含着一些有价值的但含蓄的理论，应该有另一本不同类型的书来完成这一任务。读者可能找不到任何一本表述目前国际关系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著作，因为自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发表以来，苏联的理论研究一直弄得支离破碎，并且随着政治需要和策略考虑而变化无常，甚至出现180度大转弯。
收入本书的阅读材料尽力做到少而精，有的全文重印，有的略有删节，有的是原著的长段节选。我没有选择大量的短文。我力图为读者提供具有代表性的文选，同时避免我先前批评过的“购物中心”的情况。
出版这本书的想法最早是李纳德·哈蒙兹先生提出来的。我要感谢哈蒙兹先生和普林迪斯·霍尔出版社的艾尔·古德伊尔先生，他俩提供了有意义的评论和合作。我还要深深感谢索蓬纳大学雷蒙·阿隆教授，对他我是非常钦佩的。此外，我也要感谢麻省理工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奇·施奈尔小姐，她对本书第三部分所讨论的各点提出了极有帮助的建议。最后，我要感谢《世界政治》杂志的编辑，承他们善意的允许将我在该季刊1959年4月号上的一篇文章 (《国际政治学: 通向理论的漫长道路》，《世界政治》第11卷，第3期，第346~377页) 的主要内容写进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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