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孤立的人，与走兽无异。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他的社会属性，也就是说，体现于他在人群之中的文化生存。这决定了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会在自身、家庭、乡里、邦国、天下这些概念中逐层扩大。或小或大，每个人总会代言一个圈子，代言之后，对内是疏导和协调，对外则就是竞争和挑战了。
从斗争智慧的层面上来讲，从老子到孙武，诸子文化力完成了从“阴谋”到“阳谋”的发展历程。阴谋是一种终极的胜战力，这也是我们对东方文化富有信心的底气。但是，狭路相逢，猝然相对，在生存的实际博弈中，人们交换和展示的，却是一种爆发性的能量。人必须首先在直接的斗争中生存下来，才有可能实现最终的安定与统一。
随着文化的发展，那种单纯依靠体力的暴力性身体对抗事件只留存在个别区域罢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节奏的加快，外部交往的频繁，多层级、表面化的斗争氛围越来越明显。我们迫切需要斗争的智慧来应对无所不在的压力和挑战。
《孙子兵法》正是一部蕴涵丰富的胜战思想的杰作。
一 为了和平的战争
1.武圣修兵
孙武是舜帝的后裔，他的祖先由陈国流亡到齐国，改姓为田。田氏的一个继承人因伐莒有功，被齐桓公赐姓为孙。到孙武出生时，他们家已经几世做齐国的重臣了。
后来齐国内发生乱，田氏家族被驱逐，作为同族的孙武也被迫逃到吴国。
孙武仅比孔子小一、二十岁，却正赶上一个春秋末叶动乱的年代。他青年时期就创作了《孙子兵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孙武还没有受到诸侯的赏识。要不是伍子胥的引荐，他还不能顺利得到吴王阖闾的接见。
伍子胥是因父兄之仇来到吴国的。他见到吴王阖闾有雄图大志，但苦于缺乏人才，就推荐了孙武，并把孙武的著作给吴王观看。吴王一看见孙武的兵法著作就大为赞赏，并召见了孙武。
吴王对孙武说：“我已经拜读了先生的十三篇大作，但不知你是否可以实际演习一下？”孙武说：“可以！”吴王说：“可以用妇女来演习吗？”孙武说：“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吴王便召集来宫中的180名美女。孙武把她们分成两队，并指定两位最受宠的妃子充当队长。孙武先向她们讲解军法，强调军法的严肃性，然后向她们讲解操练的要领和要求。
孙武像模像样地让执行军法的刀斧手站在两边，命令美女们向右转。美女们感到滑稽，笑做一团。孙武表情镇定，他说军队不听号令是将领的过错，需要再向他们解释。
再次讲解军法和动作之后，孙武命令她们向左转，又惹来美女们一阵娇笑。孙武说：“现在就是队长的过错了！”他命令刀斧手把两个队长斩首。
吴王在台上一听，吓得魂飞天外，马上传令说：“寡人已经知道先生的军法之妙了，还是饶恕两位爱妃吧，我没了她们饭都吃不下啊！”
孙武对传令官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于是，他坚持处斩了两位妃子，命令两位排头的美女继任队长。再次操练，美女们没有一个不听话的了。
这个事件的寓意是深刻的。它告诉我们，对于残酷的战争而言，混乱、儿戏、软弱、人情等等都是要不得的，这都是战争失败的根由，必须首先去除。
这次检验使吴王大为伤心。但吴王也认识了孙武的厉害，他把他留在了身边作为军事顾问，领大将军的头衔。
此后，伍子胥和孙武就成为吴王阖闾的左膀右臂，帮助他南征北讨，建立了霸业。
吴王一直有心攻楚，但孙武始终认为时机未到，主要就是民生和民心的问题没有解决。经过多年的修生养息和伍子胥提出的“疲楚”（不断军事骚扰出国）战略，公元前506年，吴国攻楚的条件已经成熟，孙武与伍子胥佐阖闾大举攻楚，直捣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楚军沿汉水组织防御，同吴军隔水对阵。由于楚军主帅令尹子常擅自改变预定的夹击吴军的作战计划，为了争功，单独率军渡过汉水进攻吴军，结果在柏举(今湖北汉川北)战败。吴军乘胜追击，5战5胜，占领了楚的国都郢城，几乎灭亡了楚国。
2.向和而战
战争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征服。儒家总是怀疑征服的意义和效果，但实际上，中国现今这么大的版图，要说形成之中的功绩，文化占一半，武力也能占一半。西汉刘向《说苑·指武》曰：“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也就是说，对待周边部族，首先要“文而化之”，先礼后兵，但是好说好商量的你要就是不听，反而屡次前来侵扰，那么就得动武了。动武，我也不输给你，这才是我们的汉唐精神。
对于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面对恶的侵凌，抗争是义不容辞的，越是及时，代价越少。
但是，我们也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毕竟战争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和平！
这是孙武兵法的基本原则，是保持常胜的精髓。
战争的目的并不是击败对方的快感，胜利的成就感其实只是一个附属品而已。在这里，中国兵学的民族特征也显现了出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战争的起点是防御，终点却是和平。
以战求和，这是一个具有阳刚气质的君子不可或缺的能力。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战争真的离我们远去了吗？
没有，我们的人生，并没有远离战争的漩涡。
人，生而有情有欲。天道与人情，公理与私欲无日不交战于胸中，这首先就是消耗性的暗战。
有一天，孔门弟子子夏来见曾子，曾子惊奇地发现子夏胖了，就问他是什么缘故。子夏回答说：“战胜，故肥也。”曾子就更感到奇怪了，没听说他带兵打仗啊，胜利从何而来呢？子夏解释道：“我过去啊，既留恋先王所倡导的道义，又艳羡富贵所带来的享乐，两者交战于胸中，旗鼓相当，难分伯仲，每日纠结于心，令我疲惫不堪，面色黧黑，骨瘦如柴。终于，现在先王的道义打败了富贵的享乐，我再也没有什么犹豫和矛盾了，因此身体也胖起来啦。”
这样的暗战，每个人都有。根基好的人，取胜快，活得自信而踏实；悟性差的人，可能终生不胜，活得狼狈而心酸。
怎样尽快取得这种暗战的胜利呢？一个是读书明理，另一个是向人请教，最极端的办法就是以明战取代暗战。
暗战会被明战碾碎，战，则内部安定；战败，则内部重组；战胜，则天下太平。
生硬的战胜得到的是威严，智慧的战胜得到的是信赖。
小胜利其志，大胜利其气，志气旺盛者可为当时之霸王。权谋诡诈，应该运用于实践。
3.兵者诡道
孙武子云：“兵者，诡道也。”（《孙子兵法·计篇》）蛮力可胜蛮力，这是不需要讨论的。越没有技巧，越没有规则，越有机会取胜。
谋力也可胜谋力，这却需要研究。越是深沉精微，越有机会取胜。
本书的开篇讲的是仁义的力量，但现在又在说诡变的力量，这不是相互违背的吗？
非也！其实仁义和诡变是一种主从关系、互补关系。
人生在世，从主流的方面来说，在太平的年月，当然要以道德的涵养力为主，但在枝节的困难上，在动荡的情势下，也要有变通甚至诡诈的能力，这才是一个更加完善的君子人格，那种遇到问题毫无解决办法的老好人形象也不是我们的理想人生。
尤其是在变动激烈的危急时刻，聪慧就变成了道德，权变会淹没说教与伪善。孟子也说过：“男女授受不亲，这是常理；但嫂子落水了也要不顾一切的拉她上来，这就是权变。”儒家的圣人也是肯定变通的。孔子的徒弟子贡也曾为了挽救鲁国而四处游说，搅得天下大乱。
或大或小，或抽象或具体，人总是要有一个自己维护的对象的，这个对象越抽象越广大，人也就越伟大。
战争胜利的一个条件是灵活，另一个条件是冷静。
情绪化的东西是作战时候最要忌讳的。孙武子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领导者不可以因为情绪的推动而发动战争，而要依凭是否有利的原则来判断是否作战。这种伟大的理论，确实是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就说大家熟悉的《三国演义》中的战例，蜀先主刘备因义弟关羽被东吴所害，一怒而发兵攻吴，最后大败而还。司马懿却以超人的度量，忍受了诸葛亮的百般折辱，最后守住了营阵。如果不首先修养好自己的忍耐力，那就不会取得成功。
尽管儒家和道家的主导思想是对立的，但相对于兵家、法家和纵横家来讲，他们都显得进取心不够。听天由命的思想在两家都有表现。儒家说：“君子居易以俟命。”道家爱说：“达人知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未知的主宰，不去奋勇抗争，这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孙武子传达给我们一种作战的勇气和使命，人生需要一个个平台向上争取，减少更多的无谓消耗，获取更多的资源，做出更大的业绩。
二 《孙子兵法》的战争
1.立于不败之地
“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只是一招险棋。“空城计”的好戏不可能经常上演，经常上演的却是马谡式的街亭之败。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先立于不败之地。孙武子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意思是说：先要把自身的致败因子挖出来，解决掉，再等待敌人的可乘之机，方可取胜。
能不能完善自己，这是自己能够决定的；能不能取胜，却不是自己单方面说了算的，还要取决于对方。所以兵法家强调，即便有绝对的实力优势，也要寻找对方的薄弱环节来攻击，以稳操胜券，减少损耗。
孙子兵法，强调一种“完胜”原则，即以尽可能少的代价获取最大利益的胜利。
孙武子云：“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所以不可攻。”（《孙子兵法·九变》）期待敌人不来侵略，在侥幸心理中苟且偷安，这是兵家的忌讳。疲弱的北宋王朝，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心理下灭亡的。
“故善战者，先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孙子兵法·军形》）善于作战的人不会失去敌人提供的可乘之机，但前提条件是：必须居安思危，只有常年的戒备才能获取及时的胜利。
如何立于不败之地？最首要的一点，却是保证兵士身体的强健。强健的体魄、旺盛的精神、执着的求胜欲是军队作战力的基石，也是每个人成功的基本条件。
正如曾国藩所说：“无论如何烦恼穷窘，总以保养身体为第一着。”健康是身体的一道防线，少受疾病的滋扰，就能多保障做事情的时间和强度，健康也是一种攻击力的储备，困境到来的时候，承受考验的能量就取自于健康的体魄，身体的爆发力决定了人的功业。
因为一个人身体不健康，精神就会萎靡，做事情顾虑就多，大志向很难树立，甚至不愿交往亲友，以至于独处懒散，惰性滋生，更加不健康。这样怎么可能去妄想远大的目标呢？
这个道理放在今天，放在政治、商业、学术，乃至各个战场之中亦然。
就国家而言，在资本和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当前，积攒经济实力，发展信息产业，都是我们国家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2.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在实际的战争中，你要面对的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敌人，而是一个具体的对手，只有对症下药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
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军事大师，谈起不必负责任的理论来头头是道，但是实际上，在面对具体的敌人的时候，你所需要的只是一点点具有针对性的策略而已，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怎么开？首先就得配好这把钥匙，要知道锁道里面的凸凹迂回才行。
孙武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知己，每战必败。”（《孙子兵法·谋攻》）这里边的前一句流传广泛，后两句则较为生僻。后两句的意思是，对于你所不了解的对手，即便你做到十分的准备，最终也不过是胜负两开，难以逆料；而如果对于自己和对手完全没有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则凡战必败。
如果我们用这个理论去观察人生，会发现这基本实现了对人群按成功与失败的三分法。第一种人，深藏不露，攻无不克；第二种人，兢兢业业，仅算尽心；第三种人，庸庸碌碌，大事必败。
对于后者失败的根由，一般人会认为他是一个低能的战斗者。但在我看来，他未必低能，只是对于生存斗争的敏锐性需要加强，不能太天真，太善良了。
了解自己，了解对手，都是非常重要的。孙子曰：“故明君贤相，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兵法·用间》）意思是提醒统帅，一定要注意事先获取信息，不能去以来鬼神和表象，而要从知情人入手，探知敌人的实情。
一般人认为，对手难以了解，而自己容易把握，其实是错的，两者同样难于掌握。如果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自觉地能通过了解自己来了解对手，通过了解对手来认知自己，那么无疑成倍增加了胜利的可能性。
对于没有机会近距离观察的对手该怎么做呢？
孟子曾经提出过很好的办法。他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孟子·离娄上》）面对面的对手，可以首先从他的眼睛里观察。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内心的善恶、美丑，无不显露于人的眼睛。外强中干的人，往往眼睛里含着血丝，包藏着仇恨。外干中干的人，往往眼睛怯懦，不敢直视，躲躲闪闪。只有眼神明亮的人才不可轻侮，因为他是内心纯正的人，这样的人可交而难胜。
如果在这一环节上还觉得不能清醒地认知，该怎么办呢？
孔子的办法是：从他的行为入手，追问他这样做是“凭什么、为什么、干什么”。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也就是说，还可以通过他的行事方式来考察对手，也令他的本性无可逃逸。“视其所以”，就是看他的表现，看他在做什么。“观其所由”，就是搞清楚他为什么这样做。“察其所安”，就是预判他要达到什么目的。孔子对着三个基本点是很自信的，他说：“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意思是看他还能往哪里逃！
还有一种传统的办法是观察他的朋友。《易·系辞》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类相求，同气相引。”也就是说，同类的事物有一种吸附性。“云从龙，风从虎”，火总是向着干燥的地方燃烧，水则流向湿地。自然界的这种现象也存在于人际交往之中。一个不顾生死的人，手下一定有勇士相助。管子《权修》说：“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也就是说，还可以通过他的交往来判断对手。一个人生来的文化属性，是很难更改的，看其出身与交游而可知。
政治之家以权力为道德，商人之家以钱财为道德，学术之家以名誉为道德，各有自己的话语体系，观察它的社交圈子大体可知。
3.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孙子兵法·始计》篇云：“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凡是让对方有准备的战争，即便获得胜利，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越是出其不意，获得的胜果就越大。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时机。《孙子兵法·军形》篇中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要做到出其不意地防御或者攻击，就首先要谨守我方的秘密，然后才可以一战而胜。
《三国演义》中记载了大量的战例，但最能让人清晰地洞见这则原理的却是两场政治暗战。
黄巾军大起义中，刘、关、张三兄弟依附曹操获得了军功。战争平定后，刘备也得到了汉献帝“皇叔”的尊号，与曹操同殿称臣。
刘备审时度势，预感到多疑的曹操一定会猜忌自己，于是每天在家里种菜浇园，麻痹曹操的耳目。这一点，他连对自己结义的兄弟都没有透露。关、张二人对他都很不满，可是刘备依然我行我素。即使这样，曹操依旧不放心，还是上演了一出“煮酒论英雄”的好戏，刘备也以逼真的表演使曹操放松了警惕，最终安全地离开了曹操的控制区。曹操经谋士提醒派人去追的时候，刘备等人已经走远了。
凡取得大成功的人，都是能够谨守机密的人，内心隐秘的计划稍不留神就会泄漏。越是在即将行动的前夕，泄露机密的损失也越大。《孙子兵法·虚实》篇中又云：“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无形”的精髓之处，就在于连最狡猾的奸细都看不出门道，这样，谁也拿他没有办法了。不说众所周知的周瑜戏耍蒋干的事，单表司马懿对这一原理的利用。
曹丕、曹睿相继去世后，魏齐王曹芳年幼，政权掌握在大将军曹爽的手中。曹爽忌惮司马懿，司马懿为了自保，只好在家装病。曹爽派人刺探，看到司马懿已经在床上胡言乱语，看起来已经时日无多了。于是曹爽放松了警惕，带着曹芳出城打猎去了。这边司马懿突然进攻挟持太后，夺了曹爽的兵权，一举控制了曹魏政权，为自己的儿子改朝换代奠定了基础。
要谨守秘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自己大喜、大悲、大醉和受到七情六欲控制的时候。所以平日里就养成一种平和的心态和强韧的心理素质，这是最重要的。
一切的准备，都在于把握时机而迅速出击，否则所有的前提都没有意义了，在这个时候，既不能逞匹夫之勇，一意孤行不考虑退路，也决不能有妇人之仁犹豫踌躇。
越王勾践被吴王打败后，卧薪尝胆，终于等到了吴王领精兵北上去大会诸侯的时机，一举攻破了吴国的国都，杀死太子，逼迫吴王订新的盟约。袁世凯妄想称帝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却趁机向他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强迫他承认，这是敌人对时机的利用。当然，时机的把握最终是否能够产生效应，取决于背后的实力支撑，倘使没有实力作为后援，恐怕是小胜而大过。勾践能够复国，和他与本国百姓同甘共苦深得民心有关，不是纯粹出于战术。袁世凯的妥协，则与他倒行逆施丧失民心有关，尽管他也一时得志。
中国式战争艺术强调的是战术，事实上，“纯暴力”的征服[1]，如同那种拿石头砸鸡蛋的事例才是常态，侥幸的胜利只存在于局部，无能文人们却对此津津乐道，就以为这是常胜之道，归根结底，还是实力要紧。荆轲的谋划再周密，即便获得成功，也不过是挫挫霸权的锐气，又焉能灭亡强秦，结果应该还是燕国被灭罢了。
4.将欲取之，必姑与之
想要得到一样东西，必然要先付出一些东西。“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潜伏》里的这句台词诠释的也是这个原理。
要成功，就要先有付出。我们可以看一下《左传》中记载的这个战例。
《春秋》鲁隐公元年载：“郑伯克段於鄢”。这句话很简短，若不是《春秋左氏传》对此进行解释，后世根本不会知道背后的内情。在这场战争中，郑庄公始而姑息弟弟共叔段的势力扩张和反叛，最终一举将弟弟的集团击溃。
《左传》作者的记录中已经透露出郑庄公不去约束管教弟弟，而有意酿成其祸，又处心积虑欲置其于死地的险恶用心。后世学者从这一点上生发，对郑伯以批评居多，形成了郑庄公一个阴险狡诈的历史形象。
那么，庄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弟弟呢？
可以说，母亲姜氏的偏心是所有矛盾爆发的起点。生庄公的时候，姜氏难产。难产不是庄公的错，可是从一开始他就承受着这个宿命里的惩罚，也许是由于姜氏的任性或迷信的因素，他从小就几乎得不到母爱，而且自己的生母还屡次要剥夺掉他作为长子的王位继承权。幸好由于父亲的坚持，他才得以登上王位，但是母亲对弟弟的偏心却仍然没有改变。作为一国之君，此时他最大的心结，应该就是生母对他的态度。
如果姜氏不是一再地扶植与怂恿，而是致力于兄弟相合，也许叔段并不会产生叛乱的念头并且拥有叛乱的条件。然而，姜氏却一心要把这个国家交给自己疼爱的小儿子。面对姜氏明目张胆地为弟弟积蓄实力，庄公内心的气愤可想而知。但是庄公的反应却令人费解。他没有选择直接将段流放或驱逐，反而在一定限度内不断助长弟弟的实力。
弟弟要好的城邑，就给他；弟弟要扩充城邑，就给他。
这便是他招致千载骂名之处，我们如果相信这是因为庄公对母亲的无可奈何就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事实上，他是有意识地要与叔段进行一场兄弟对决。这场本来可以扼杀在萌芽状态的内讧，从过程到结果都在庄公的掌控中，目的是什么？向母亲证明长子的力量恐怕是深层的心理动因。
“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前人看到了“取”“与”之间对权力和土地争夺，但没有看穿的却是庄公与弟弟对母爱的争夺。这也就是为什么战争的结局以“母子如初”告终，而不是简单地以段的失败结束的原因。
这个原理放在人生之中，一方面可以供我们利用来打败对手，但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注意他人伪善的“予”。因为这种积极主动、周到毕至的“予”，往往跟随着变本加厉、敲骨吸髓的“取”，那时候你再想保护自己，就只能承受名誉和道义的双重损失了。
从防守的角度来看，尽量加强自己的实力，减少对别人不必要的求助和依赖，才是王者之道。
5.瓦解对方的阵营
《孙子兵法·计篇》云：“亲而离之，乱而取之”，这是对付敌军的重要战略。亲而离之，就是瓦解对方的阵营，以疏间亲；乱而取之，就是搅浑安定的局面，乱中取利。这样的事例从古至今屡见不鲜。
先看古例一则。
长庆元年（821 年），53 岁的韩愈重返京都，政治地位渐升，曾任吏部侍郎。这时，他在政治上的表现主要是为国家的统一出力。韩愈宣抚镇州（今河北正定）兵变，曾被苏东坡称赞为“勇夺三军之帅”。
次年秋，韩愈升任兵部侍郎。在此之前，成德兵马使王庭凑叛乱，杀了原节度使田宏正自立。朝廷命令牛元翼等前去征讨，谁知一直不能获胜，而被叛军兵马包围。后来朝廷无能为力，只得封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并派韩愈前往宣抚。
这几乎等于让韩愈去送死，甚至有大臣发出“韩愈可惜”的感叹。穆宗也后悔了，特诏韩愈不必进入对方军营。但韩愈认为为朝廷宣抚，不能顾忌个人安危。
他进入镇州，直入叛军大营。王庭凑如临大敌，让士兵披甲带盔，持枪按剑，“迎接”韩愈，先韩愈一个下马威。接入公堂后，他又故意让大批将士拥入，威胁韩愈，授意士兵责问说：“我们承德军先太史曾替朝廷击败宋谄，血衣至今还在，有什么对不起朝廷的？为什么现在把我们当成叛军讨伐？”
韩愈镇定地说：“我还以为你们不记得先太史的事情了呢，原来大家都还记得，这就太好了！究竟是忠顺好还是叛乱好，不必讲远，就拿天宝以来这几十年的例子说吧。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朱谣、吴元济、李师古这些叛臣，现在还有子孙在世吗？还有做官的后代吗？”士兵回答：“没有了。”韩愈又问：“你们的先太史王武俊归顺朝廷后，被封为节度使，一直升到中书令。子孙都封了官，个个富贵荣耀，这些都听说过吧？”士兵们答道：“都听说了。只是继任的田宏正太苛刻，所以才反他。”韩愈说：“就算如此，你们不是已经杀害了他，还把他的全家都杀光了吗？你们还有什么说的呢？”众士兵都认为韩愈说得有道理。王庭凑一看到阵营将要瓦解，心里也怕了，便对韩愈说：“我之所以杀掉旧主自立，也都是因为他们的怂恿。你这次来，到底要我怎么样呢？”韩愈反问：“你们把牛元翼围困这么久到底想干什么？”王庭凑说：“我马上就撤除包围。”韩愈一看此行目的已达到，便说：“真要这样，你也就没事了。”正好牛元翼这时自己突围出去，王廷凑下令不追。韩愈回朝后禀报皇帝，王廷凑接受朝廷的统辖，就这样，韩愈平息了一场可能爆发的叛乱。
再讲是今例一则。
2009年7月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即将访问俄罗斯之前发表了一番关于现总统梅德韦杰夫与前总统普京的言论，暗示梅德韦杰夫不只是普京的傀儡，他有自己的进步主张。
白宫发言人还表示在三天的访问时间里，与梅德韦杰夫会面的时间将长达9小时。据美国官员称，与普京会面的时间为90分钟左右（后来实际见面为2小时）。就这一战略，《纽约时报》的报道将其概括为“差别化待遇”策略，并表示这是要将梅德韦杰夫变成普京的潜在对手。
其实，这个“差别化待遇”正是“亲而离之”战计的第一步，所针对的敌方盟友即是梅德韦杰夫与普京。
这个战计的运用是非常巧妙的。梅德韦杰夫是俄罗斯现任最高领导人，而普京是已经下台的前领导人，奥巴马的对两人的不同评论乃至差别待遇尽管充满侵略性，但其中的不妥俄罗斯人也难以说出口。众所周知的是普京的下台就是因为宪法规定总统总统不能连任三届，而普京很可能是正在准备第三次大选的“事实总统”。按照一般的惯例，对待这样的“实权派”应该予以特别的尊重，但是奥巴马有意无视这种内幕，无视亚欧政治权力中某种特殊的权力潜规则，让普京和很多俄罗斯人有苦难言。
奥巴马设下了一个语言圈套，普京如果说自己没有与梅德韦杰夫不同的立场，等于向奥巴马妥协；而如果坚持自己的独立立场，则等于伸头去戴奥巴马已拿在手中具有“冷战思维”的幕后总统这顶帽子。
与之针锋相对，普京在会见奥巴马之前给美国前总统布什打电话祝贺其63岁生日，这显然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反攻。
事实上奥巴马将了普京一军，他通过两种不同思路附加于两位领导人，有力地冲击着二人的盟友关系。在政治上很难有真正的盟友，差别只是是否公开内部矛盾而已。作为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在俄罗斯权力上事实处于劣势，如果没有外界的力量介入，权力交回的过程很可能是波澜不惊的，然而奥巴马的话引发了人们对于二人关系以及梅德韦杰夫地位的关注，这必然加剧二人公开场合发表言论的难度。普京的讲话要尽力避免越权之嫌但也不能失掉强悍，而梅德韦杰夫在证明自己与普京的友好和并非傀儡领袖之间只有一条充满陷阱的通道。
以此种方式意图制造俄罗斯政坛内部权力纷争将是一个持久性的策略，其目的就是“乱而取之”，即在他国内部纠纷中获得自己的利益。
6.善于利用团队
团队并不是现代才有的概念，孙子的思想已经具有现代团队意识的萌芽。《孙子兵法·兵势》篇中说：“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刑名是也。”意思是说：编制适当，统帅大部队也如同统帅小部队。指挥适当，攻击大部队也可以如同攻击小部队。
楚汉相争的时候，天下大势一度取决于韩信：韩信继续辅佐刘邦，则刘邦得天下；韩信归顺项羽，则项羽得天下；韩信自立，则天下三分。在这样的时刻，韩信没有听从谋士蒯通拥兵自立的建议，选择了对刘邦的忠诚。天下太平后，韩信被解除了军事职务。一日，刘邦与韩信闲聊，曾经问他：“你觉得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不过十万。刘邦说：“那你能带多少呢？”韩信说：“多多益善！”这样的大话令刘邦不满，刘邦说：“那你怎么被我所控制了呢？”韩信说：“您虽不善带兵，但您善于带将啊！”
韩信统兵多多益善，却不如高祖刘邦善于统帅将领，这就是刘邦的智慧，他对于统领团队能够抓住要害，只要把自己身边的小团队控制住了，千军万马也就都在他的麾下了。
在西方，可能首先是几个好友结成一个团队，比如奥巴马，正是他青少年时期的一些好友帮助他一步步走向总统之路。但东方式的胜战资本首先来自于营造一个亲睦而不失压力的家庭。在中国，对于家庭观念的重视使得真正的友情很难建立和维持，成功以后分崩离析的也大有人在。家庭观念固然有这样的弊端，但也有它的好处，因为只要精心经营，家庭成员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最可靠的中国式团队。
中国的家族式企业是这方面的典型。这个家庭应该是亲睦的，人与人之间有着浓烈的情感。这个家庭团队也应该是外倾的，否则会在家庭成员的勾心斗角、吵闹争斗中无限内耗。而外倾的家庭会在成员间形成一种良性的压力，使得没有人敢懈怠。不要说豪门恩怨纠结无穷，友情的寿命也不是无限的。
当然，家庭作为团队，不过是起步时期的一种便利选择，真要有一种大的追求，海纳百川的团队精神才是一种当代性的理念。
7.置之死地而后生
《孙子·九地》云：“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意思是说，人要是真的处于绝望的境地，那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了，没有退路，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呢？杀一个敌人是本儿，杀两个敌人是赚，不得已的情况下，跪着生如果都求不得，那谁能不去拼死战斗呢？反过来说，制人一服，不制人必死，把人往绝路上逼，也绝对没有好下场。
甘地曾说：“我愿冒千种暴力之危险于不顾，死在奋斗与危险之道路，就是成功之道路。”
二战时期，英国潘尼号战舰被日军在长江中炸毁，在当时是轰动国际的事件。舰上有很多外国摄影记者，在那危急的一刹那中，几乎所有的记者都惊慌失措，可是诺尔门迅速跳上舱面，举起他时刻准备着的摄影机，向正在投弹的飞机拍摄。尽管身边是狂呼乱啸的飞机和流弹，但他坚持工作，一共拍摄了四千五百尺胶片。战舰被炸毁了，他们被抢救上岸，诺尔门凭借自己的胶片获得了公司的褒奖，并得到了巨额的酬金，还被三十余个国家请去演讲。但作为战争记者而言，诺尔门无疑是成功的。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所以很多觉得自己是英雄的人就盼着天下大乱。天下不乱，总觉得怀才不遇。其实，所谓的“乱世”，并不一定停留在军事意义上；所谓英雄，也并不一定停留在攻城略地这个层面上。一个时代，可以分解为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技术等各种层面，军事、政治太平的年代，也可能是文化、经济、技术的乱世。比如唐代的文化、宋代的文学、明代的经济、清代的科技，都是在大体稳定的政局之中酝酿着的激变，从中也涌现出了各色人物。就拿建国以后来看吧，先是政治的乱世出现了无数翻云覆雨的政客；再是文化的乱世出现了无数敷衍至今的学者；再是经济乱世出现了无数身世可疑的老总；现在是信息乱世中出现了无数技术流氓。
固然，这些人里有很多称不上是英雄，充其量不过是个枭雄，但对于一个怀有巨大能量和野心的年轻人来说，识别出身边的乱世，勇敢地踏入这个乱世，用兵家之学获取一番功业，再继之以王道守成，一样可以拥有不同类型的成功。
为了与通常意义上的“乱世”相区别，我们姑且把其他酝酿着机遇的时局称为“乱局”吧。乱局是无处不在的，常人之情是趋利避害，所以总在逃避乱局，但你毕竟总要涉足一个乱局来作为事业的入口。互联网时代有一句话：“风起了，猪都会跑。”这告诉我们站在风口浪尖的重要性。
如果你发现的这个“乱局”——不管是怎样的一个阶层、领域、圈子，它的变乱情况非常剧烈，对人们的戕害非常严重，那么你有可能利用人群中所酝酿的“公义”——这种最强大的共同力量来建立一番王业。就如同夏、商、周三代的开国一样。但倘使你所发现的这个乱局是一个已经被割据和分裂的“盘子”，那你就只能利用“军阀”们相互制衡的关系来奠定自己的霸业。称王还是称霸，不是自己主观决定的，要取决于时局，孔子和孟子所塑造的“圣王”在春秋乱世不会有他的天下。成功的经验只能从一个领域横移到另一个领域，不能固守和顺接。这才是对待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那些食古不化的人是不可能有出路的。
归纳起来，孙子兵法有战胜力八大法则：智胜原则、速胜原则、全胜原则、先胜原则、势胜原则、自胜原则、曲胜原则和奇胜原则。年轻人遇到困局，千万别指望《论语》或者“鸡汤”，那是没用的，你要拿起《孙子兵法》，在每天晚上仔细品味其中的启发，一切的困局总会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值得提醒的是，人群的狡诈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尤其是一个学生，读过几页兵书就觉得自己可以挺身而斗，那就大错特错了。那些在生活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各色人等，早就掌握了丰富的生活斗争经验，你的第一步仅仅是看穿和防守而已。至于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进行抗争，尚待社会经验的积累。
《孙子》这部书，是《论语》和《老子》之外被海外翻译和研究最多的著作。可惜的是，我们自己却对它重视不足。汉学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而我们的继承者地位尚处在严峻的竞争中。
[1]李零在其著作《兵以诈立》序言中曾经介绍过一位加拿大人江忆恩对中国兵法的看法，大体如此，中国机械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文丨广院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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